本报评论员 　时言平

　　9月6日，卫生部公布《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》提出：不要急于扶起，要分情况进行处理。指南提出，如老人意识清楚，救助者应询问老年人跌倒情况及对跌倒过程是否有记忆；如不能记起，可能为晕厥或脑血管意外，应立即护送老人到医院或打急救电话。(9月6日 新华社)

　　在围观老人摔倒无人敢扶的道德困境中，卫生部出台这一“扶老指南”引发了民众的广泛热议。不少民众认为，“指南”所公布的干预技术，虽然告知公众，遇到老人跌倒时该怎么扶，但却没有告诉公众如何才能从被诬赖的阴影中走出来，义无反顾地伸出悬在半空中的援手。也就是说，空有技术指导意义，却并无社会实践价值。

　　“扶得起，伤不起”，老人摔倒诬赖救助者的事件频出，让民众陷入了深重的道德困惑。也正是这种道德困惑，导致了公众对“扶老指南”并不买账。但笔者以为，“扶老指南”只是干预艺术，承载不起道德的分量，如果带着这种道德困惑去理解“扶老指南”，必然产生误解。

　　“跌倒是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伤害死亡的首位原因”，减少因老人跌倒造成的伤害和死亡，是卫生部公布“扶老指南”的初衷。它面对的不仅是陌生的路人，也是在老人身边的子女亲友，也包括施救的救护机构和救治人员。这只是技术层面的指南，目的只是为了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。做个类比，正如规范医院的手术规程、用药安全标准，它管不着医护人员是否多开药、吃回扣，管不了医德医风是否周正，因为这些东西并非技术规程所能约束的，而是必须依靠医德氛围和制度规章。“扶老指南”覆盖的范围尽管要比一般的技术规程要大，但是功能上实际上是一样的。

　　因此，不能被道德困境所制造的焦虑迷失了我们的判断。扶起摔倒老人被诬赖的救助窘境，不是卫生部所能破解的，也不是什么指南所能规避的。道德土壤的改良，与社会方方面面有着极其微妙的关联，譬如信仰文化重建，譬如资源合理分配，譬如法律公平公正……道德重建，并没有程序化的范式，这也正是治理社会比治疗疾病要纷繁复杂许多的原因。不能因为遭遇了道德的瓶颈，不能因为我们急切地想从救人的阴影中走出来，便急切地希望某种“扶老指南”来规避这样的道德风险。

　　“扶老指南”只是救治生命的干预技术规程，本身并没有制约和改良道德的功能。因此，不能因为急于摆脱面临的道德困境，就粗鲁地挥舞起大棒，这无疑有失理性。要摆脱这种困境，作为个体，应该反思人心的重建；作为社会，应该探索制度法律的完善；作为国家，应该正视道德滑坡、人性野蛮的根源……文明的社会、幸福的社会，这种道德困境才能够得以破解，人性的各种异变才会停止发生，而实现文明幸福的路径尚在探索，因而也并不存在什么指南。

　　因而，与其把这种道德焦虑的愤怒发泄到“扶老指南”上，不如静下心来想想人心重建、民生幸福的实现路径。“扶老指南”能够救人，却救不了道德，因为它只是个救治摔倒老人的指导性规程而已。因而，舆论批判显然是打错了靶子。